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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鮑婧 國家京劇院助理研究員,中國藝術研究院博士

暗夜、烏云、枷鎖、難民……歌劇《紅船》一開場就為觀眾刻畫了一幅戰亂頻仍、民不聊生、滿目瘡痍的場景，觀眾雖置身劇場卻仿佛回到了那個風雨如晦、苦難交織的舊中國。幸而，劇中有這樣一群為了追求信仰和真理始終求索的先驅者，以開天辟地、敢為人先的首創精神，堅定理想、百折不撓的奮斗精神，立黨為公、忠誠為民的奉獻精神（2005年6月,習近平同志首次提出“紅船精神”,將其概括為“開天辟地、敢為人先的首創精神,堅定理想、百折不撓的奮斗精神,立黨為公、忠誠為民的奉獻精神”。）帶領中國人民不懈奮斗。

歌劇《紅船》由浙江演藝集團、浙江交響樂團和浙江音樂學院聯袂打造，2021年7月2日，該劇作為中共中央宣傳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優秀舞臺藝術作品展演劇目”在國家大劇院上演。以歌劇藝術的形式引領觀眾跨越百年時光，感受中國共產黨創建初期的偉大實踐，讓“紅船”精神在思想性和藝術性的高度統一中放射出新的時代光芒。

“宏大主題”的不朽魅力

作為內容先決的創作形式，歌劇成功與否的關鍵在于劇本，它是劇作家系統編織情節的一種連貫序列，要求劇本創作首先根據史料、史實或歷史文本予以創編，再將選定的主題進行邏輯結構的藝術化加工，從而形成一個嚴密的整體。誠如清人李漁所言：“編戲有如縫衣，其初則以完全者剪碎，其后又以剪碎者湊成。剪易碎，湊成難。湊成之工，全在針線緊密?！保╗清]李漁.閑情偶寄[M].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17.）

歌劇《紅船》劇照

從歷史背景來說，“紅船”講述的是1921年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嘉興南湖的一艘紅船上完成最后議程，宣告中國共產黨成立，標志著中國革命就此揚帆起航?！耙淮蟆弊鳛橹袊伯a黨開天辟地的大事件，“紅船”作為中國革命精神之源和地域文化的獨特資源，經過時間的磨洗具備了較強的“典型性”。因此，對于這種宏大主題的藝術創作同時具備歷史意義和現實價值，也意味著將其創新性地轉化為舞臺表演作品的巨大難度。

“紅船”題材本身是一個會議和研討形式，如何在尊重歷史史實的前提下通過戲劇舞臺給予其藝術化的表達，究竟該以哪個事件、哪位人物為中心，如何以歌劇形式刻畫和安排“一大”召開時的人物形象及正反派、主配角之間的對位關系，無疑是擺在劇作者面前最為棘手的問題。

帶著這樣的疑問，該劇編劇、中國戲劇家協會副主席、國家京劇院院長王勇給出了精彩的應答。這位資深劇作家深知藝術創作規律，此前的人偶劇《鹿回頭》，話劇《國之大臣》，兒童劇《飛啊飛》，歌劇《呦呦鹿鳴》《天使日記》，舞劇《紅高粱》，戲曲《英子》《項羽》《人民英雄紀念碑》均出自他手，多次榮獲“五個一工程獎”“文華大獎”“文華劇作獎”“曹禺劇本獎”。面對前述關于《紅船》劇本的創作難題，王勇在遵循歷史原貌的前提下，并未將思路局限于單純講述紅船上發生的故事，而是將“紅船”視為一種精神象征，在以“中國共產黨成立”這一根本事件為核心的基礎上，運用集中和分散、相對亦相交、變與不變的創作手法結構劇情，并借鑒影視劇的“蒙太奇”手法，將《紅船》的恢弘氣度與史詩意蘊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來。

具體而言，從《紅船》主線邏輯上來看，該劇屬于兩幕體，較往昔的同類作品，按照常規的敘述手法，編劇一般都會采取忠于史實信息的起承轉合式正敘方式。但王勇敢于破而后立，打破常規，并未選擇一貫到底的線形敘事形式，而是別出心裁地靈活運用正敘、插敘、倒敘、多時空平行敘事、不同時空切割同構敘事等手法，在劇中設計了16次時空轉換，時間跨度在1919年5月4日到1921年8月之間，以“五四運動”“驅張運動”“營救陳獨秀”等典型事件及關鍵人物來展開線索。在穿插相交的故事發展中結合“一大”前后的進程，將黨的綱領、組織任務與具體事件聯結起來，進而在戲劇矛盾沖突的推動下，將革命精神的豐富內涵深刻呈現，巧妙地鉤織對比型、復合型舞臺藝術時空，使全劇突破時空限制，擴大了含容量，增強了審美沖擊力。

“歌劇思維”下的音樂審美意蘊

創作的可貴在于為內容找到貼切的表現形式，實現內容與形式的高度契合，并在此基礎上將藝術表現力推向極致?！耙磺行问浇詾楸憩F內容、塑造人物服務”成為《紅船》著意創新的理論后盾。歌劇是文本與音樂的綜合藝術，從藝術接受的角度講，觀眾欣賞歌劇作品首先始于形式，所以形式的美感程度，既是衡量作品成功與否的一大標準，亦是劇本得以充分表達的保障。

歌劇《紅船》劇照

著名歌劇作曲家金湘在“歌劇思維”理論中指出，“從事歌劇創作的各專業藝術家自覺按照歌劇藝術的高度綜合性特點，充分調動各種藝術手段，對所有參與舞臺綜合的主元素進行有機綜合和整體化合，從而使歌劇藝術綜合美在舞臺演繹中得到盡可能完善的體現?！保?nbsp;居其宏.“歌劇思維”及其在<原野>中的實踐.[J].中國音樂學.2010-3:96.）由此可見，歌劇的舞臺表演核心是音樂，故而音樂的創作需要秉承一種整體觀，即做到內容與形式的統一，劇本的先決為作曲家提供了充沛的創作基礎，而音樂的功能則在于烘托氛圍、推動劇情發展，塑造人物形象與性格，進而賦予劇本詩意化的表達。

《紅船》的音樂創作由一級作曲家孟衛東擔綱完成，在音樂方面，合唱、獨唱、重唱各有章法，大小調與離調運用交替更迭，宣敘調、詠嘆調自如流暢，各人物的主題音樂形象特色鮮明。

在選取表現重大歷史題材音樂方面，我們翻閱歌劇創作史，發現作曲家們多運用“鼓舞人心，氣勢磅礴”的音樂主題，這似乎已形成一種創作的審美共識?；氐奖緞?，誠然，中共“一大”作為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標志性事件，是中華民族奮起反抗、涅槃重生的起點，為了突出“紅船”音樂主題的整體性與獨特性，孟衛東別具匠心地從《國際歌》和《國歌》的旋律中提取典型素材，首尾呼應的音樂手法將其交響化、立體化，并明確主旋律的發展方向，將中國共產黨人的群像鮮明地勾勒出來。在主題動機的烘托下，不僅譜寫出中國共產黨人“事再大且舉重若輕，談笑之間把歷史開創”的豪邁詩篇，更體現出大型正歌劇應有的戲劇效果。

由于《紅船》涉及人物較多，主配角身份多樣、性格迥異，而劇中所有事件都需人物行動得以展現，因此，表演中的唱段或唱腔需要依據史實將每一位革命者特有的形象氣質準確地勾勒出來。

《紅船》音樂的整體風格別具新意，莊重的歷史題材既需恢弘氣勢，亦要沉郁凝重來突出特定的時代背景。如何以音樂形式處理眾人同臺各抒己見的會議場景，并在有限的表演空間將戲劇層次區分并保持之間的連續性，成為該劇難點和看點。為了達到各種碎片化場景的自然轉接，塑造不同人物的性格，孟衛東在音樂形式上采取了詠敘調與宣敘調結合交織的手法。這種類似話白風格的對唱，在器樂群比擬式手法及特殊音響效果的配器烘托下，音樂不僅具有強烈的現場感，也推動劇情呈現出均衡連貫的效果。

整部作品的音樂鋪陳中，作曲家營造了諸多令人難忘的音樂戲劇場景?！段矣幸粋€夢》《一個幽靈》《啟航，駛向遠方吧》《萬歲》等唱段塑造出了栩栩如生的人物性格，如毛澤東的主題詠嘆調《我有一個夢》深沉有力地唱出了中國崛起的偉大理想，詩意盎然，意蘊深邃，盡顯革命浪漫主義格調；李大釗駕騾車送陳獨秀出城時，在樂隊模仿的輕盈的騾蹄聲節奏下，兩位共產黨人的對唱、重唱盡顯英雄氣概，畫面生動、妙趣橫生…… 

值得一提的是，劇中音樂中除了詠敘、宣敘調外，亦不乏抒情動聽、具有鮮明民族風格的旋律。如毛澤東與楊開慧的幾段詠嘆調及二重唱、細妹子對苦難生活的娓娓訴說、船娘對美好生活的憧憬等，將湖南花鼓戲及嘉興地方民歌的音樂素材有機融入，輔以如琵琶、古箏、阮、鑼鼓等民族樂器的伴奏，使得民間音樂巧妙地融入其間，既入耳又好聽，不僅滿足了歌劇人物多樣化及聲部色彩的豐富性，也令聽眾產生親近感與認同感。

“以人物為中心”的精湛表演

《紅船》在歌劇藝術表演美學上達到了全新高度，特別是主要人物塑造，沒有一個動作脫離人物性格，沒有一句唱腔浮游在人物之外，沒有一刻表演離開人物情感。男高音王傳亮雖是第一次在歌劇舞臺上飾演毛澤東，但他以精湛的聲樂技巧和表演功底塑造了真實感人的青年領袖形象；男高音嚴圣民飾演的陳獨秀聲音優雅高亢，與男中音楊小勇飾演的李大釗默契非凡，“對手戲”令人拍案叫絕；鄭培欽飾演的楊開慧唱腔靈動活潑，為支持愛人的革命事業不惜付出寶貴生命；女中音唐琳飾演的王會悟勇敢并善于決斷，關鍵時刻改選會議地址的決定推動了事件的順利走向。

歌劇《紅船》劇照

全劇高潮迭起，亮點層出不窮，豐富的敘事手法使該劇在“歌”之余，“劇”的意義被格外張揚。僅以其中一場示例：1919年6月，陳獨秀因散發《北京市民宣言》傳單被捕入獄三個月，后經各方營救方得出獄。劇中，李大釗與張國燾、劉仁靜及眾學生在監獄門口迎接陳獨秀，高唱：“終于贏得勝利，終于迎來正義。你今天走出監獄，像一縷希望的晨曦?！睜柡?，李大釗吟唱《歡迎獨秀出獄》詩：“你今出獄了，我們很歡喜！他們的強權和威力，終竟戰不勝真理。什么監獄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為你擁護真理，所以真理擁護你。你今出獄了，我們很歡喜！你不必感慨，不必嘆息，很多的化身同時奮起……”，隨著李的獨唱、陳李二重唱、青年學生大合唱、甚至全場觀眾輕聲和唱，我們知道，在對“南陳北李”相約建黨這段史實的刻畫上，《紅船》沒有讓觀眾失望，更以浪漫主義式的闡述帶給觀眾更大驚喜。緊接著，暗場漸明，喬裝成“車把式”的李大釗親自駕騾車護送陳獨秀出城，雪落無聲、鈴兒叮當，二人壯志滿懷約定分別在北京、上海團結勞苦大眾，建立無產階級政黨，以歌劇特有的表達方式激發觀眾強烈共鳴，讓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這一歷史的必然選擇更加深入人心。

“平行蒙太奇”的舞臺設計

《紅船》的場景切換頻繁，在主創的巧妙構思下，舞臺空間被橫向縱向18塊可移動景片巧妙分隔，在燈光、音樂的配合下切割搭建出50多個場景。同時，舞臺中心設有大小兩個轉臺，直徑16米的轉臺上還有一個直徑7米的臺中臺，充分滿足場景的連續性銜接與聚散相諧高度統一的要求。借助景片的推拉搖移和轉臺的曲線運行，舞美設計與戲劇結構、音樂表達和視頻影響相輔相成，讓舞臺空間簡約立體，以畫面感和鏡頭感營造出時代變遷和時空跨越，生成一種遠近景聚散統一的美學切換原則，其優勢在于在較大程度將戲劇場景連貫起來，行云流水，毫無違和感。比如不同時空切割同構的敘事方法運用在1921年7月一大會議前夕以及黨代表紅船熱議之時，舞臺上兩度同時出現李大釗在北大圖書館、陳獨秀在廣州火車站的隔空對唱，他們仿佛旁觀又仿佛共融，不同時空切割并置，既交代了兩人何故沒有出席“一大”，又表現了兩位巨擘在建黨過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景別越大，環境因素越多。景別越小，強調因素越多”，在對場景細節的把控方面，《紅船》的舞美側重以實景構筑真切的審美體驗。不論是游行街頭、陰森監獄、大廳寺廟等遠景場面，還是南湖畫舫、圖書館、火車頭、雪夜騾車等近景畫面，均實現了有限時空的無限延展，真正做到了虛實相生、韻味無窮。

結語

作為建黨百年之際涌現出的紅色題材歌劇的嶄新碩果，《紅船》它的上演無疑是成功的，其在政治價值、藝術價值和美學品格等方面具有較強的文化屬性與精神內涵。該劇以內容先決的美學敘事原則展開，在編導演音美、燈服道效化全方位推進下，演繹著中國共產黨成立時的滄桑歷程。傳統與現代、內容與形式、表現與再現、時代與藝術之間的關系，這些常思常新的命題都能在歌劇《紅船》中發現經驗、獲得啟迪。

革命精神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亦是藝術創作的富礦，“紅船精神”根植于黨的創建偉大實踐，是黨的先進性之源，對于中國革命精神具有追根溯源的意義。（ 岳亮.讓“紅船精神”引領新時代腳步[N].光明日報.2018-6-4:5.）歌劇《紅船》的創作與問世、“破圈”與熱議，無疑幫助我們開啟了歷史與現實的對話，是文藝舉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園的一種生動體現，也是從藝術角度傳承弘揚“紅船”精神，講好黨的故事的成功范式。